更重要的是引入理念和标准——专访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淑清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18-12-19 09:46   132 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16px  14px  12px

■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淑清

斗转星移四十年,沧海桑田一挥间。

四十年前,当改革开放号角响起,华夏大地上春潮涌动。三十而立的伍淑清第一次跟随父亲从香港来到内地,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真诚的爱国热忱,投身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。时逢中美建交、中美直航的重要历史时机,伍淑清和父亲响应国家改革开放号召,成立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,公司注册号为“中外合资企业001号”,这是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内地首家合资企业。

四十年来,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,造就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,并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。四十年后的今天,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,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淑清。七十岁的伍淑清依旧精力充沛、依旧对祖国发展葆有无限深情、依旧对祖国未来充满坚定信心。

谨以此篇改革开放问答录,致敬历史,记录时代,开启未来。

东方财经:

改革开放之初,您和您的父亲一起拿到了中国内地001号合资企业的牌照,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和家人回内地参与改革开放的经历吗?

伍淑清:当时因为是邓小平先生1979年去了美国回来以后,决定一定要中美通航,所以他给当时民航局长一个命令,一定要在1980年做好航空配餐,可以中美通航。

1979年3月,我第一次去跟民航局的人见面。1979年6月我和父母一起跟北京民航局的一个副局长谈,副局长说因为我们要通航,不谈餐厅,希望谈航空食品。再后来,我爸爸让我到北京跟民航局谈合资的内容、合同章程。于是我就跟民航局派来的代表谈多少年的合资,开始他们说四年,我说四年太短,需要两个四年一共八年才行,不然你们也亏本,我们也亏本,大家都没有利益,做生意要大家共赢才行。

他们回去研究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,在同意了合作大原则之后,我们就开始谈企业合同内容和法律的问题。我们当时先通过香港律师,将香港的企业法从英文翻译到香港中文,但香港中文跟内地中文用词不太一样。同时,要将企业的内容,也都翻译成中文。

然后我记得在1979年9月,我们将所有的法律文件拿到北京,当时大概晚上9点半才到北京饭店,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合伙人,跟民航局派来的代表一起研究内容。因为我们不懂得普通话,他们也不懂得广东话,所以大家一条一条地对。民航局的人根据内地法律,但当时内地的企业法才刚刚开始;而我们则考虑英文,因为香港回归以前,我们都是以英文作为企业基本语言,所以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对完所有条文。他们回到总局去报告,我们就根据他们修改后的内容,把英文内容打出来。到第二天下午2、3点钟我们签了一个备忘录,把所有合资企业的意向书内容都签了。

签完以后,我们回到香港民航局,他们要通过外资管理委员会,要审查、要研究,当时是9月份。再到11月份,这两个月期间,我们到北京大概五六次,到广州也有好几次,因为当时外资管理委员会对很多条文不太清楚,他们就问民航局的代表,民航局就跟我们一起商量。

到11月份时,民航局局长比较急了,他们找人请我爸爸到北京,说审查合资企业的外资管理委员会,还没有决定通过批准合资企业,因为大家之前没有审查过这个内容,第一次,大家都很小心、很慎重。他说你可不可以先帮忙,先拿500万港币买设备安装,我们争取5月1号以前拿到批文(因为邓小平说1980年5月1号无论如何要开航空配餐,所以他说先争取把资金引进来,先购买和安装设备)。我爸爸当时想了大概30秒,就跟民航局局长说,“我们是华侨的后代,我们都非常尊重邓小平先生,也觉得他说话算数的,我们先回香港筹500万港币,以后的事情我们再等你们通知。”然后就跟民航局局长握手,双方当时没有签任何的委托信,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握手,一言为定。中国人是讲信用的,我们说的话都算数。

我爸爸一回到香港就和合作伙伴谈,先筹500万入股,但是有些人不太放心,说如果批不下来,我们企业变成非法怎么办?我爸爸说如果将来真的批不下来,我将那个钱赔给你们。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承担500万港币的风险。

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设备了,很多设备是很大型的,现代化配餐、洗碗设备都要进口。虽然筹款500万港币时间很紧张,但到1980年1月,设备已经由美国过来了。当时美国对内地禁运,所以美国轮船公司将设备先卸到香港,再用中国的货轮从香港运到天津,然后再到北京;香港的设备就用火车拉到北京安装。

就在我们一路开始运作的时候,1980年3月8号,民航局有个代表打长途电话给我爸爸,他说恭喜你伍先生,邓小平先生批准合资企业。其实之前民航局局长感觉很紧张了,因为如果5月批不下来合资企业,就不可能开业,员工也不可能调过去,也不可能开银行户头。所以他专门跑到邓小平先生家里跟他报告,就在3月8号那天,他跟邓小平先生说,他在香港找了一个合资伙伴,背景是爱国的,没有问题。然后邓小平先生就问到,香港这个合作伙伴,懂不懂得做面包?因为邓小平年少时去过法国,觉得做面包很重要,飞机里面面包掉渣,他觉得很不应该。所以民航局局长说我爸爸在香港是做餐厅的,做面包没有问题。然后邓小平就说,快点报批。然后民航局局长就跑到国务院,国务院就开始报批,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,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。

1980年4月4号,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开会通过了三个合资企业,我们是其中一个。4月12号红头文件给到我们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,同意我们成为全国合资企业001号。所以我们5月1号就开业了,民航局也达到邓小平先生的要求,在1980年把航空食品做好。

到了1981年,美国的飞机飞来北京,我们的飞机也从北京飞到美国去。

东方财经:

基于当时的情况,您和您父亲为何义无反顾地坚持作出这个决定?

伍淑清:当时做事情要想,做事情是为了什么?不是立刻赚到钱,也有风险,而且觉得大家是中国人,当时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,我们对他很有信心。我们当时也不认识邓小平先生,不过觉得他谈话很坚定,我爸爸就觉得邓小平先生说话,就是应该有这个信心去做事情。

东方财经:

改革四十年来,国家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您最有体会的是哪些?

伍淑清:当时我们来到内地做生意,内地在生产成本和买卖等方面的会计制度还没有形成,我们将国际的会计制度标准引进内地,我们引进了double entries system,也就是说可以计算你投资多少,有多少成本,有多少收入,有多少费用,最后有多少盈余。

同时内地也没有商业法律,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商业法律引进来,后来这个商业法也被俄罗斯借过去给他们做航空配餐。所以内地现在的商业法是通过将香港的商业法和企业法引进内地,再形成内地的特色版本。

同时工厂工人以前没有打卡,他们觉得上班、下班都无所谓。我们要求工人一定要几点钟上班、下班有个记录,开始工人很不愿意,觉得是不是资本家欺负他们。我们不是资本家,这是工厂的规矩、纪律的问题。所以最后让内地方总经理跟他们谈清楚。因为合资企业是董事会负责制,而内地以前是干部任命,也是党委任命干部,所以他们当时觉得为什么不是对党的系统来汇报,要跟董事会汇报,觉得很别扭。

我们跟他们说可以有党委的系统,干部要对党委负责,但是业务买卖工作,总经理负责制是对的,对董事会负责,董事会开会要听总经理的报告,所以一开始内地派来参加董事会的成员也不太理解什么是董事会。这有个过程,从一个管理体制引进企业的行为,慢慢地去给他们介绍经营模式及方法。

东方财经:

当时您去北京适应么?

伍淑清:我去什么地方工作都很适应,我1970年在日本大阪博览会工作了半年,六、七十年代在英国读过书,在美国生活过,所以去哪个地方都无所谓,到每个地方都入乡随俗,尊重人家的风土人情,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,到北京、上海、四川……都是一样。

东方财经:

这四十年,您无数次地往返于香港和内地,您觉得通过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可以看到内地哪些变化?

伍淑清:从一个航空食品可以看到,1980年代内地还是什么都没有,当时我们引进很多黄油、面粉,因为内地的面粉是蒸包子的,我们做烤面包的面粉是进口加拿大的,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先生说中国的面包做不好掉渣,因为面粉的筋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引进奶油、糖、各种蔬菜……因为当时内地除了番茄和心里美萝卜,没有其他蔬菜。西餐配的西兰花,都是我引进菜种到内地种植。我让他们在太阳宫种,我说你们种完我们再买。然后火腿,当时买火腿,他连整个骨头一起给你,要自己加工,所以当时有很多东西不够细,但没有办法。最后一步步我们帮他们改良工艺,改良生产的要求,包括洗做沙拉的生菜,我们有一种专门清洁的水,当时内地没有,我们买进来,后来北京有一些商场开始有卖了,我们才不用进口了。

我们烧热水的水壶后来很多医院都来参观了,并不需要一壶壶把水烧开再用开水壶装。我们在厨房炒菜,炉灶上面有水不会烧起来,后来他们考察以后,北京很多厨房都用这个方式操作。

■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

我们引进的不是生意,而是一个整系列的现代化的设备、现代化的标准。

所以,当时从1980年、1982年一路培训人才,从北京一路达标,达到国际标准,然后当然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。我们刚开始是200个工人,每天大概四五百份餐,现在有2900个工人,每天10万份餐。现在管理层用电脑系统,基层还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,中层的年轻人将来可能很少,他们不愿意做这个行业,觉得太辛苦。所以将来可能还得半自动化,或者机器人来做事情。在我们电脑系统里,洗碗很多是用设备来洗的。生产过程中部分是半加工,像烤面包这种必须都用设备加工,不用手工的,来不及做。

东方财经:

现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行业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?

伍淑清:我们还是领头羊,走在最前位、高标准,而且我们前瞻性很强。我们不是炒地皮的,我们这个行业是为航空公司做好服务工作,航空公司不可能给我们太多钱,整体利润不到10%。

东方财经:

您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香港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什么样的定位和作用?

伍淑清:1978年12月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外开放,是很有战略性,很有前瞻性的,是要为以后所有的老百姓谋幸福。所以当时利用香港充分引进资金、引进市场、引进技术、引进管理、引进所有现代化的东西是最方便的。香港因为毗邻内地,又都是中国人,比较容易沟通,都希望看到中国好。所以当时香港输送了很多资金、市场经济、管理方式到深圳。后来很多香港的工厂都搬到深圳,利用深圳发展制造业,香港出口产品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香港工业也关门了。香港工厂的人也得到了很多利益,也带动了深圳以外的就业,因为当时很多人是从东北、陕西等地过来,从外地来深圳住的人占到90%以上。

所以这些政策很好,解决了大家就业、改革的期盼,提高大家生活水准。从当时香港一路引进很多资金到内地投资,不光是深圳,上海、北京、全国都有了,最多还是在珠三角一带,广东省最多。后来有一些在香港的大型外国企业,就跑上海,帮当地公司做合资;有些外国公司就利用香港的分公司跑到北京开拓市场,特别是德国、英国、美国的公司,香港一般个人投资到内地北方的不多。而且在香港很多年的英资公司,也懂得跑到内地,因为他们在香港基础很好,比如后来汇丰银行跑到北京开店。

所以这是一个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的过程。不光是钱的问题,等于技术、人才、还有市场都通过香港进去。还有很多外国公司,也利用香港这个桥梁进入内地。比如大众就在上海有很多业务。

■ 伍淑清在香港中华基金中学参加活动。

1990年代开始,有些外商觉得除了在中国内地来料加工、做世界工厂,出口到欧美之外,随着内地市场开放,大众慢慢可以买东西,就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,以香港公司跟内地谈,将一些产品在内地内销。香港当时也做一个配合协调,与内地的《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(CEPA)也开始谈了,内地跟香港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。

1989年以后,我们慢慢变成是带徒弟,一起利用香港环境来筹资金,同时从1990年代到2000年时,香港变成一个新的角色。因为当时有很多高科技,利用香港到中国内地发展市场,内地也开始有高科技,吸引越来越多海外人才回来。海归派有些到香港定居,有些到内地做生意,有些住在内地来香港做事情,因为这时候开始允许他们来香港工作。所以香港就变成了一个腾笼换鸟的地方,外国人来香港学点东西跑到内地,或者内地人通过香港去世界再回到内地,香港是一个两边跑的地方。

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。2000年以后,很多中资的企业来香港开分公司,分公司可以在香港筹资、发债券、发基金,去海外收购,所以2000年、2010年代这些分公司一路在海外合并收购。有时候内地母公司不赚钱,要靠香港分公司去救活。

所以香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,在“一国两制”下,大家怎么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、利用国家给香港的定位,要在“一国”的前提下才能做事情,所以灵活应变很重要,包括现在越来越多海外公司也来香港上市,因为觉得在香港上市融资更方便,同时用香港主体到中国内地市场也很方便。

在高科技发展方面,香港将来应该配合国家发展,在全球引进人才来香港,因为他们在香港生活比较习惯,与外面接轨比较方便,然后也可以通过香港引进人才到粤港湾大湾区,用大湾区作为研发中心。这个研发中心相当于美国的硅谷、波士顿,可以做麻省理工做的事情,应该做成很大一个地方。所以香港有一个龙头的角色,也帮忙牵线搭桥,因为香港跟外面沟通联络比较容易。

尤其香港在法律、会计、精算、顾问方面人才多,而且精通英文,香港又是国际大都会,在世界各地风土人情、文化和宗教方面较内地的朋友懂得多一点,这都是香港的优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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